清晨的薄雾还未散尽，成都温江区一处苗圃里，祝鸣川蹲下身，手指轻轻拂过一片油亮的叶片。泥土沾上了他的裤脚，他却浑然不觉。作为成都市人大代表、民建会员，同时也是园林企业的经营者，他的履职故事，就从这脚下的土地开始。
土地证上的“双地图”之困
去年春天，祝鸣川接到一个紧急电话。合作多年的苗木企业主老陈，在电话那头声音沙哑：“祝代表，我的生产许可证续不上了!”
赶到现场，祝鸣川弄清了原委。老陈的企业用地，在最新的国土“三调”数据里显示为林地，但执法部门现场勘查时，部分参照了旧的“二调”数据，认定是耕地。一块地，两套数据，证就卡在了中间。
“地里投了三百多万的苗子，今年几个投标项目全泡汤了。”老陈蹲在地头，手里的烟燃了大半截。
这件事成了祝鸣川心头的一根刺。接下来的三个月，他开着车跑遍了成都周边十多个区县，走访了二十多家农业企业。每到一处，他先不看办公室的文件，而是直接走到田间地头，听企业主、农户讲最实在的困难。
“我们不是不想合规，是不知道该按哪个‘规矩’来。”在崇州，一位种植大户指着新建的育苗大棚说，“想扩大生产，但搞不清附属设施能建多大、建在哪。”
展开剩余75%土地数据的“双地图”问题，像一道无形的墙，挡在了许多农业企业面前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随着2027年农村土地承包到期临近，政策尚未明确，不少企业主坦言：“看不清前路，不敢追加投资。”
祝鸣川调研农业种植园地。受访者供图
用脚步丈量出的“问题地图”
为了摸清问题的全貌，祝鸣川开始了一场特殊的“田野调查”。
在蒲江县，他跟果农一起修剪枝条，听他们讲土地流转中的困惑；在都江堰，他走进猕猴桃种植园，了解设施农业用地的实际需求；在新津，他与家庭农场主围坐一堂，记录下他们对用地政策的期盼。
笔记本很快写满了大半本。祝鸣川发现，问题远比“办证难”更复杂——许多企业想尝试“农业+旅游”“园林+康养”等新业态，却不知道在园地、林地上能做什么、不能做什么。
“就像在没有路标的山里开车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。”郫都区一位农家乐经营者这样形容。
调研越深入，祝鸣川的思路越清晰：企业需要的不是简单的“开绿灯”，而是一张清晰的“导航图”。这张图要能告诉他们，哪里可以走、哪里不能闯，让企业在发展的路上走得更稳、更安心。
把田间声音“翻译”成政策语言
带着厚厚的调研笔记，祝鸣川开始了建议的起草。这个过程，被他称为“翻译”——把田间的困惑，转化成政策部门能听懂的语言。
“我们的角色就像桥梁。”他说，“一头连着土地上的耕耘者，一头连着政策的制定者。”
在《关于科学应用“三调”数据促进农业项目合规建设的建议》中，他提出了几条具体的路径：
他建议编制一份成都农业的“用地指南”，把各类规划、用地标准集成在一张图上，并向社会公开。“让企业主在租地之前，就能像查地图一样，清楚知道这块地能干什么。”
他还提议设立“农业用地咨询台”，让企业在项目启动前，就能获得多部门的联合指导。“变事后处罚为事前服务，减少企业的试错成本。”
最核心的建议是让数据“活”起来——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，建立用地的“数字档案”，企业可以查询精准的地块信息。“这样既方便管理，也便于企业规划。”
在大地上书写履职答卷
建议提交后，祝鸣川并没有停下脚步。他继续走访企业，跟踪建议的办理进展，同时思考着更多实际问题。
作为民建温江区总支副主委，他充分利用党派联系经济界的优势，组织座谈、收集意见，把更多行业的声音汇聚起来。
祝鸣川说：“履职不是写写建议就完了，更重要的是推动问题真正解决。”
如今，走在温江的花木基地里，祝鸣川常会停下脚步，跟种植户聊上几句。他关心土地政策的落地情况，也关注着行业的最新动向。在他手机里，存着几十个农业经营者的电话，他们成了他了解基层的“传感器”。
对于未来，祝鸣川的期待很实在：他希望土地政策能更清晰，让企业敢于投资；希望政务服务能更靠前，让发展少走弯路；更希望成都的乡村能成为投资的热土、创业的沃土。
夕阳西下，祝鸣川站在田埂上，远处是连片的苗圃。他知道，履职的路就像这脚下的土地，需要一步步踏实走下去。而他的履职答卷，正写在这片生机勃勃的大地上，写在每一株茁壮成长的苗木中，写在农业经营者们渐渐舒展的眉宇间。
这份答卷没有终点——因为土地上的故事每天都在更新，而他的聆听与奔走，也将一直持续。(陈德军 曾雯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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